热河匪事:我军五名高级将领牺牲于柴胡栏子

前几天,查阅西安事变的资料,看到白凤翔的孙子白煜章写的一篇文章,说他爷爷出生地是围场半截塔新拨村,而《围场县志》里记载白凤翔的出生地是新拨区西南地。

正好,我要去围场道坝子乡红要子村看望扶贫村里的联系户,道坝子乡和半截塔镇是近邻,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个始建于元代的半截子白塔。

村支书姓李,还身兼村主任,我问他:这里有一个新拨村,当年有一个叫白凤翔的土匪吗?

李书记很认真的想了一下,说:没有叫新拨村的,也没有叫白凤翔的土匪。当年倒有一个叫白金辉的土匪,他二当家的就是我们村的,他们一起制造了“柴胡栏子事件”,

柴胡栏子位于围场和赤峰交界处,热河省没撤的时候,都是热河省的范围,现在归内蒙赤峰,现在说起热河省的事,很多人都陌生。

几十年前,赤峰有一个很著名的劳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有一次在北京出席会议,一位人知道这个代表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,就兴致极高地和他握手,并关切地询问他是否知道柴胡栏子这个地方。

社会和平、生活稳定、家人平安,这对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,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可在几十年前,热河大地,到处是匪患,普通百姓,随时都会有灾祸降临。

1947年4月2日——5月14日,冀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林西召开,历时42天。

就在会议结束后,在与会代表们返回途中,冀东代表团遭到了土匪的袭击,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。

5月20日黄昏,冀东代表团到达了柴胡栏子村,这是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,负责护送他们的60多人的骑兵连住在了距离他们2.5公里的彩凤营子。

被授予开国少将的李中权将军在这个事件中身受重伤,后来也写过《柴胡栏子战斗经过详报》,详细的记录了那段枪林弹雨,惊心动魄。

对此我也经常思索,我们是不是应该经常回忆一下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,怀念一下那些牺牲的先烈?

作者很偶然的遇到了参与这个事件的一个土匪,这个土匪对柴胡栏子事件的描述,让人内心更加难以平静。

2006年,她写了一篇博文《柴胡栏子事件》,文章有些长,但这是从土匪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,特摘录大部分如下:

在我下乡插队落户的村东一里开外,有个小小的自然村落,那里住着一个当年参加过“柴胡栏子事件”的土匪。

1970年的一天,县里来人找“柴胡栏子事件”的当事人做调查,大队书记让我做记录。

我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土匪,那些人一看就是坏人,奸诈、狡猾、凶悍、残忍的性格都写在脸上,一目了然。如今活生生的土匪就在眼前,心中不免好奇。

我仔细地打量这个曾经的土匪:他约莫40多岁,高高的个子,瘦长脸,长得像地地道道、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根本不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土匪模样。

县里来的调查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。开始他有些局促不安,低头垂目,沉默不语,屋子里的空气令人窒息。接着,来人又宣传了党的政策。他稍停片刻,干咳了两声,开始低声地,缓缓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他所在的匪队是小股土匪,他们常常骑着马,挎着枪,昼伏夜出,流窜于乡村“砸明火”(到老百姓家抢劫)。1947年5月,由于冀热辽中央分局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,对曾经猖獗一时的土匪是个重创,使他们感到越来越岌岌可危,走投无路,于是与白金辉等其他匪队集结在一起,去赤峰投靠军队。

5月20日夜,他们宿在距柴火栏子村不远的地方。次日拂晓鸡叫头遍时,他随着土匪的队伍出发了。走到柴火栏子村附近,听到前边有枪声。接着,传来命令,说遇见了,让他们包围村子,他跟着队伍爬上了山。

此时,天已经大亮,近千名土匪把村子层层围住,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、喊杀声响成一片。他趴在山上向下看,柴火栏子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,几乎四面环山,村子里有几处院落正在进行激烈的枪战。

村北有一家比较大的院子,坐北朝南,前后有两进院落,冀东代表团成员被围困在里面。一部分土匪在北面的山上架起机枪向后院扫射,另一部分土匪在南面进攻前院。后来,院门被打开,土匪从院外攻进院内,又在院内逐屋争夺。

代表团抵抗得非常顽强,有一间屋子始终不能近前,于是土匪们就爬到房顶上扒口子,刨房子周围的土墙。代表们眼看最后的阵地守不住了,开始从屋里向外突围。

这时有匪首一边指挥机枪、步枪扫射,一边大喊:“照着四个口袋的打!”(干部的服装有四个衣兜)结果,冲出来的几位同志几乎全部牺牲。

朱德骑兵旅第二、第三团,热西、热北、22军分区的地方部队,以及经棚、林西、赤西、围北等县支队,都参加了对白、于匪队的清剿,先后在乌丹、经棚等地作战30余次。

白金辉的大儿子、大女儿、副总指挥郑永寿、中队长刘振山等相继,队伍也被消灭大半,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八路军解放了经棚县,县政府为了争取他,让他做了白岔区区长,可他表面上假装进步,暗地里一直与土匪有勾结。

1946年1月,军队向热东进攻,白金辉认为时机已到,带着一百多名骑匪叛变,队伍很快就到200多人。到柴胡栏事件时,他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600多人。

白匪主要活动在经棚、林西、围场、乌丹、赤峰等地,与人民为敌。他们先后袭击十多个区公所,杀害县区干部二十多人,抢掠粮食、牲畜无数,多次与我军发生战斗。

村李书记又说了: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白金辉从台湾回来了……还修了一条通往祖坟的路。(后来调查,此言不实,白金辉死于内蒙)。

任芳伍,围场道坝子人,幼年读书,1923年——1932年教书,并担任过校长。

1947年5月棋盘山解放后,任芳伍组织了400余人自卫队,和白金辉等人一起,制造了柴胡栏子事件。

柴胡栏子事件后,朱德骑兵旅等对白匪开展清剿,任芳伍逃到了隆化,找到了,与之勾结成立围场,组织了1000余人的还乡团,先后在隆化、沽源、宝昌、张北等地,与人民为敌。

任芳伍的匪队在张北被打散,他还不死心,找到曾经任热河省主席的刘多荃,搞到大10箱,运到张家口后又召集残匪60多人,回到承德,企图反扑。

承德解放后,他潜伏在承德县漫子沟公社南北营大队,更改姓名,隐瞒身份务农,文革中被群众揭发,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,判处死刑。

热河这个地方的土匪太多了,尤其是围场,地域辽阔,民风粗犷,那个时候土匪更多。

我们生产队有个解放前的土匪,姓孙,1970年他带着老婆孩子,从东北的劳改农场举家迁回原籍,在村东头借房安了家。

这是我所见过的第二个土匪。此人长得身材标悍,脑袋圆圆的,脸扁扁的,满脸横丝肉,一年四季脸色都是红红的,象喝醉了酒,小小的三角眼总带着狡黠,让人心中不免产生畏惧和厌恶。

他是个牢骚满腹的人,二十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本性。我们在一起干活,就数他话多,一会儿指责生产队长安排的休息时间短,把他当牲口一样使唤;一会儿埋怨老天爷不长眼,风不调,雨不顺;一会儿又磨叨这里的粮食不够吃,生活太艰苦,不如东北好……总之,他对一切都不满意,跟他在一起干活,总是感到沉闷和压抑。

1995 年,小芹重返“ 故乡 ”时打听孙土匪的情况,老乡告诉她,有一年春天,孙土匪和村里的哑巴牵着驴在山上“打滚子”(种地时的一个程序),恰逢下大雨,被雷劈死了,而哑巴和驴无恙。

贾琢是另外一个土匪头目陶汉选的手下,那天,他们中队赶到柴胡栏子时,八路军的援军骑兵已经到了,他们赶紧就跑。

他们一行六个土匪跑到围场的四道川,东躲西藏了几日,实在是躲不掉了,就带着枪和马,向八路军骑兵第三团投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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